乡村记忆：想起煤油灯

我读书看报，不喜强光。白天在室内翻看书报，不会打开电灯，即使在阴天和黄昏。晚上坐在书桌前，也总是把灯光调得暗一点，再读书写字。这已成了我的生活习惯，这源于我小时候拥有一盏明灯的美好愿望。曾经许多年，那种愿望就是我的理想，它甚至给了我好好读书改变命运的动力。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农历五月份出生的，母亲说，我出生的那个早晨大公鸡叫过了，太阳已经升起来。我的属相是鸡，也许命中注定我是奔着光明而来的。我从小就喜欢灯，牙牙学语时，母亲在灯下做着针线活，我在一边玩耍，不熄灯就不去睡觉。

那个年代，乡下是没有电灯的，家家户户点的是煤油灯。煤油灯制作得很简单，既有供销社里卖的马蹄灯，有透明的玻璃罩可以防风；也有用玻璃瓶、罐头盒做成的，只要在瓶盖、盒盖上打个小孔，穿进一条细细的棉绳，留出一小截做灯芯，在瓶子里、盒子里装上煤油，就可以点亮了。在那个以生产队为经营单位的计划经济时代，煤油也是很贵的，要到供销社去买，一斤煤油要几毛钱。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里干一天活挣12个工分，年成不好的时候才顶两三毛钱，辛苦一天还挣不到一斤煤油。因为生活完全依靠生产队，各家的日子都差不多，按人口分得粮食，房子都是泥草房。

我家的泥草房只有一间半，西面那半间做厨房还堆放着柴草等杂物，东面这一间屋子四周是黄泥抹的墙壁，除了两扇不大的窗户和一扇木门，都糊着发黄的报纸。到了晚上，煤油灯就和星星一起亮起来，而且通常是只点亮一盏，母亲还要用剪刀把灯芯剪得很短，这样能省一点煤油。我和弟弟妹妹坐在火炕上，围着煤油灯，母亲则忙着做针线活。

豌豆大的火苗微微跳动着，把我们的小脸蛋微微照亮，把我们晃动的身影投印在墙壁上。我们会开心的做起“抓猴”、翻线绳的游戏，不愿意离开火炕和煤油灯。我们会趁着母亲去厨房或者去屋外的时候，把灯芯拔得长一点，火苗大了一点，屋子里就亮堂多了。可是到睡觉的时候，我们的鼻孔就被煤烟熏得黑黑的。我就很羡慕生产队马棚里的马蹄灯，那马蹄灯又亮又防风，还可以在走夜路时用手提着，而且不会冒出煤烟来。我就期盼着家里能有那样一盏马蹄灯。其实，我更盼着过年，过年的时候能买上小蜡烛，能和小伙伴们提着小灯笼去放鞭炮。

其实，蜡烛在当时不是新鲜玩意，只是珍贵稀少，和煤油相比又贵得多，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舍得花钱买上几根。我们这些孩子还能得到大人的奖赏，用压岁钱买上几根彩色的小蜡烛，提着小灯笼在雪地里奔跑。墙上会糊上一层新报纸，贴上几张年画。母亲也会慷慨的拿出蜡烛点起来，我们的脸蛋就被光照得红扑扑的。我们可以津津有味的看小人书，可以趴在地上弹溜溜。可是，过了正月，蜡烛用完了，又换上了煤油灯，屋子又没有那么亮堂了。我不但盼望着马蹄灯、盼着过年，更盼望着天天晚上点起蜡烛。

等我上了小学三年级，家里的日子好过了一些，煤油灯用的少了，终于可以每天晚上点上一两根蜡烛了，我们的鼻孔里就没有煤烟了。烛火的光里，我们趴在炕沿上写作业，看小人书。还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用手搓玉米、拔麻杆，你追我赶，一家人其乐融融。

我从小人书里知道爱迪生发明了电灯，就问父亲我们什么时候也能用上电灯，父亲恳切地说一定会的，并鼓励我好好学习。我就想象着屋子里有一盏电灯，夜晚就会像白昼一样明亮，那该有多好。带着这样的想象和愿望，我更喜欢读书了，对小人书如痴如醉，因为当时除了课本能读到的也只有小人书。

这一年冬天，将要过年的时候，生产队里买进了一台柴油机，用它发起了电，各家各户安装上了电灯。瑞雪飘飞，我和小伙伴们提着灯笼在雪地里奔跑，在院子里踢毽子、跳皮筋。所有的大人孩子都欢天喜地，那一年春节的夜晚格外的明亮。从那以后，乡下人的日子也越来越亮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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