窟窿,说起来应该算是一种状态,可以是单个物体的样貌,也可以是某种地貌的形态,可以是人工凿的,也可以自然形成。但在乡村词典中,窟窿意义非凡,涵盖了更加广阔的内容,也掩进了复杂的感情色彩,那无尽的“窟窿”与宇宙深处的“黑洞”仿佛。
吾乡人眼里的窟窿,虽然都是一种整体之中的个体“塌陷”,但有着大小深浅的分别。
大的窟窿可能因大反而喧宾夺主成了主体,比如屋墙上最大的窟窿做了门窗,小的窟窿便是孔,有的用作排气的孔还安了风扇。一孔之见,是借了孔的“小”说事儿,小孔成像也因小,通过一幅倒影窥视人间。别看“孔”字简单,却是地道的书面语,乡人嘴里的“窟窿”则含有较多的口语色彩。“孔”与“窟窿”还有更深一层的亲密关系,比如,把“孔”音拉长慢读就是“窟窿”的读音,汉语中称之为分音词。他们相互之间指责对方的那个“精”也是,分音便是“机灵”,也就是说“机灵”是“精”的加长版,“窟窿”是“孔”的加长版。太深的窟窿是则成为“洞”,太浅的呢,我想大约是吾乡人称作“窠窝”的东西。像麻子张那张老脸上深浅不等的“坑”,就不能说成“窟窿”而只能是“窠窝”。窠窝,是世界上最浅的窟窿。
晋西南的土塬上遍布窟窿,有的窟窿连着另一个窟窿。
有的窟窿是人类劳作遗存,有的是鼠兔狐狼掏的洞窟,还有用做蓄水的旱井,像一眼望向天空的眼睛……它们在乡间都算作窟窿,散落在黄土的层叠之间,幽深而空洞,似乎深藏着什么秘密,有时候它们本身就是秘密,陷人于不义。有一年积善老汉心爱的黑驴啃别人的麦苗,一不小心掉进了地头的黑窟窿里,那是一眼枯井,并无水,却足以摔死一头口轻的驴子。别人嫌弃老汉纵驴蹋麦,驴争人食,并不同情老汉,背地里还骂他“戴着礼帽rigou”,说礼不走理,积善不积善。驴子一死,积善老汉心里也像被捅出了窟窿,窟窿之大足够填进一头驴。
村子在峨嵋塬的高处,方志有载此地“水深土厚”“土瘠民贫”“无水泉灌溉”“人好力田喜雨苦旱”,天旱且地下水埋藏深,挖井动辄掘进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黄土堆积层,寻水脉打井成为豪赌一样的民间工程。上世纪,各村人工打井高潮过后,留下一眼眼不出水的深井,村人谑称之为“黑窟窿”。一打一个黑窟窿,再打还是黑窟窿,越打心里就越犯嘀咕,既费钱费力也懈劲懈力,后来连跑水利局要指标的劲头都没了,只好接着接着靠天吃水守着各家的旱井接下雨水,那旱井其实就是水窑,口小肚大,能蓄天水。坡下,地下水位浅,据说一镢头下去就能出水,水却含氟高偏咸,男男女女当门一口氟牙。坡上,打不出地下水,人们都是靠喝天水长大,牙却是白的。本地人,看门牙便能辨出是坡上头的还坡底下的。那牙,是镶在嘴里的名片。
我奶奶东厦的风门上长年糊着麻纸,时间长了就长满了窟窿。不是被身着夜行衣的刺客舔破的,多数是被我捅破的。那几年看了《加里森敢死队》,拿削尖的竹片练习飞刀,那两扇糊着麻纸的风门伤痕累累。麻纸是村里学校造纸厂造的,捞纸的池子砌在西边一排房子里,一页一页的纸浆捞起叠在一起,又被揭起再一页一页贴在教室背后的石灰墙上,晾干揭下来就成了麻纸。我们当年写毛笔字都用村里产的麻纸,虽然比宣纸便宜,仍然很贵。我奶奶的风门,一年当中间不值当换新麻纸,就自己剪纸花贴在门窗格子上堵窟窿眼。越糊越多,一年下来,满窗各色纸花,像幼儿园墙上的光荣榜。
地上窟窿可见,人心里的窟窿就难察了。
能人杨二那几年耍得忒大,手段也大,又是耍车又是开砖窑又是钻政策空子整出一桩桩狂得没边的大阵仗。到处花钱,也到处借钱,借银行也借私人,倒没人见他害怕,能人嘛。后来,塌下的账多了,眼见塌下去的窟窿也多了,杨二走路身子开始打闪,像是经不住满身穿风的窟窿摇晃,那打闪更像是躲闪。再后来,忽然就烂账了,生意转不起来,要账的就堵了门。用现在的说法,这叫资金链断裂,按村里人的话说是他揰(dong)得太大了,窟窿填不住了。揰,有“弃”义,与吾乡人“自弃”式的胡折腾神似。有人说,“能人也有猴瓦瓮里的时候哩”,只是猴在瓮里的能人杨二后来再也没有站起来。杨二的窟窿究竟也没法填上,接下来就破罐子破摔,从“自弃”到“自暴自弃”。先前钻空子挣下的家业,后又都被酿大一个个窟窿吞噬。杨二自己却说,“虱子多了不痒,账多了不愁”,对他来说,一片窟窿,就没有窟窿。现在那些一边欠银行巨资一边到处风光的“优秀企业家”,都是杨二的徒弟。
李桶是村里的老光棍,没人疼没人爱,心里窟窿比之杨二的窟窿也委实不小,怕是比自家房上跑风漏雨的窟窿还要大,难怪他总说自己心里空的慌。李桶填“空”的方式是有钱就喝酒耍牌,借酒浇愁,借赌解闷,手摸一张牌闭着眼也能分辨出幺鸡和条桶。他的浑号李桶,也是从牌桌上叫起来的,逢桶牌活,善胡九桶,九桶其实也是九个窟窿。巷里的婆婆都劝他,心里的窟窿得靠个女人来堵,靠酒不行,靠赌也不行。但李桶四十啷当,也没哪个女人愿意舍身去堵他心里的那个窟窿,后来整个人都魔怔了,窟窿没有底,他也没有了羞耻。我们小时候路过他身边,时见他坏笑着用食指拇指比划出一个窟窿,像外国人打出的Ok手势,大家相视都红脸跑开。李桶不会英语,他的手势极是隐秘且少儿不宜。婆姨们见了就拿手里正纳的厚鞋底抽他,嘴里骂你这坏怂,他也不恼,嘴里还替自己分辩打是亲骂是爱,横竖都能沾上光。现今,农村婚事又紧,男大当婚未婚不少,男性失婚愈多,像当年李桶那样三十大几四十啷当的光棍也渐多。一根光棍戳在地上,就是一个窟窿。
大疫几年,村里再怎么严防死守,也无法抵挡病毒寻隙而入。放开之前的冬天,忽然之间,整村封控,一时间风声鹤唳,形势严峻。宣传媒体,舆论造势,要求树牢底线思维,以更坚决更果断措施举一反三,织密扎牢疫情防控网。报章评论,要提高站位,严防“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记者的文章写得结实,说“针尖大的窟窿虽小,但也是缝隙,只要有缝隙,风就可以穿过”。可见,窟窿不论大小,有窟窿就有漏洞,有漏洞就可能有斗大的风。二大爷感慨,到底还是人家记者高人一头,站位子站那么高还能看见地上“针尖大”的一个小窟窿,真正是人才。据说村里张麻子当年也是精干小伙一表人才,当他从脸上针尖大的毛孔里,用力挤出一粒粒痘子,乐此不疲把痘坑酿成痤疮,最后才留下了“窠窝”大小的麻子坑。看来长得不是地方的窟窿,终究是个缺陷,不管是捅破天的窟窿,还是针眼大的窟窿。
乡间的窟窿何其多矣,仿佛日子是被窟窿串联而成,从头至尾,从生到死。
巷口的涝池泥畔常有水蚀的凹处,大人骗说孩子都是从那些窟窿里刨来的。我们幼时也常在池岸的泥窟里刨啊刨,没有挖出过一个孩子,只有冬眠或夏眠的蛙,以及它们产在水畔的成串成串的黑色的子,它们将变成蝌蚪,变成带尾巴的幼子,变成一池连绵不绝的蛙声,变成田鸡腿。许多年后,从池泊窟窿里刨出的孩子,长大之后,面朝黄土,挥汗其间,百年后的归宿又是黄土深处的另一个窟窿,朝向风水吉脉,地上封土成丘。一个窟窿,也是一个人留在尘世的印迹和历史。
忽又记起当年,跟随二大爷身后给玉米追肥。他走前面用铁杵给玉米杆根下捅出窟窿眼,我们尾随其后把尿素雪白的颗粒喂进窟窿。干得腻烦,我逮住机会把追肥的事推给别人去干,自己非要捅窟窿眼,以为好玩,结果力道不够终又放弃。我奶奶嫌弃我懒而没长性,骂我心眼比莲菜窟窿还多。那时,家里比莲菜窟窿眼还多的其实是蜂窝煤。李宗盛有首歌《匆匆》,歌中唱道“小子你给我去算算煤球有几个窟窿”?看来,宝岛那边也为那些窟窿所困。
煤球到底有多少窟窿?
我还真不知道。
只是觉得那些远去的一个个窟窿,终将像失传的未知秘密,许多年后可能再也无人问津,无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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