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

人生该走哪条路？怎么走？

笔者认为，人生本就是一个花钱的过程，因为凡事都离不开钱和预算，而凡事和钱挂上钩，那还不就简单了？

你的钱是你的，别人的钱是别人的，公家的钱是公家的，对我们来说，这应该是基本认知。

中国人以上学、国考为正路，国考放古代称科举，办科举的初衷是为了打破贵族对官职的垄断，给寒门子弟一个机会，但鉴于应试要花钱，所以贵族优势依旧明显。

你看，科举有乡试、会试、殿试三个阶段。乡试在省城举行，从县城出发来回车马、食宿都得花钱。中了举人还得去京城参加会试，这路途更远，来回耗个一年也是有的。中了进士还有殿试，一般人家折腾不起。

这便是：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

清《儒林外史》中有段范进中举的故事，话说范进在三十年内应试二十余次不中，钱都打了水漂，老母也饿瞎了双眼，多年来他不得不依靠岳父胡屠户的接济度日，为此受尽凌辱。

而活到这般田地，范进却也没有多余的想法，始终秉着“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的原则参加科举。

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作者通过对比范进长期落榜和突然中举后旁人态度的变化，其实是在刻画一个趋炎附势，惟官是尊的社会风貌。

因为谁都明白，当官的有权，有地位。

范进中举

所谓“穷秀才，富举人”，只要成了举人，你的社会地位将瞬间提升，比如公堂之上，举人能和知县平起平坐，而平民就得跪着答话，那杨乃武中举后就敢在县衙写诗讽刺知县，不惧与官府结仇。

不过，古代官员的俸禄普遍不高，发的也是米、粟、绢之类的必需品，顶多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地种地了，但生活远谈不上奢侈。

甚至，有些官员会入不敷出。

古代没有三公消费，朝服、朝靴、官帽都得自己定做，想坐轿子也自己办，按品级别出格就行。另外，碰上调岗，或去外地考察这些事，衣食住行也得自己掏。再比如皇帝要去热河避暑，你也得提前去承德找房子，皇帝认为，上述费用都在你的俸禄里。

这么看官员也不容易，再加上人性欲望驱使，他们相互就形成了一股默契。

有的人为了升官，开始“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这里的“别人”，自然是相对高阶的官员，他们达到了人生目的，可以“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

历史案例太多，我们就举两个。

两袖清风

明英宗时期，大太监王振成了百官争相攀附的人物，天天有收不完的礼，进而把“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当成了习惯，但有个叫于谦的偏不买账。

当时，于谦由河南巡抚调任兵部侍郎，很多人劝他要打点王振，而他却甩了甩两只袖子，笑着说：“我这只有清风。”

后来，于谦成功领导了北京保卫战，死后以“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载入史册。王振则引领了明朝近两百年来阉党乱政、贿赂公行的风气，被后世唾弃。

直到满清入关，崇祯哀求百官捐钱救国时，百官支支吾吾，他们平日“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惯了，谁都不愿“花自己的钱办别人(崇祯)的事”。

再举一反例。

东汉某日，东莱太守杨震迎来了冒邑县令王密的到访，一看是自己的学生，杨震便设宴相待。而酒到酣处，王密突然拿出十斤黄金，希望老师能提拔自己。

杨振立马回绝：“咱们是老朋友，我如此了解你，你为何不了解我？”

王密以为他假装客气，便说：“都夜深了，此事无人知晓。”

杨振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会没人知道呢？”

看来，王密是想“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却没想到杨震不愿“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自讨了个没趣。

而透过此事也大抵可知杨震的家教家风，多年后，他的后代杨坚结束了中国近四个世纪以来的乱世，开启了隋唐盛世。

人生说难，还不是因为钱？但若投机取巧，甘愿“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那是极可能像王密那样落个灰头土脸，毕竟能“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的不在多数。就像D博，玩过便知输多赢少，赢者则会泥足深陷，最后血本无归。

所以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踏实，就像范进、于谦、杨震...

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是底线。

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是诚信。

花公家的钱办公家的事，是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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