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地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先进的农耕区域之一，古代中国人勤劳且充满智慧，但这里又是自然灾害频发、瘟疫饥荒常现，人说是多难兴邦、更有人认为频发的灾荒迟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应如何看待自然灾害呢？
中国近现代第一部系统研究、定量分析古代灾荒情况的著作，是邓拓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我们提邓拓，一般说他是高级干部，文学家、新闻工作者，其实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25岁时有感于当时中国社会停滞、外国列强欺侮，研究写出了这部专著。
《中国救荒史》治学严谨，引据于丰富真切的史料，实事求是、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古代中国各种灾荒的实况，包括救灾措施、成因分析、社会影响等。本文由《中国救荒史》的数据说起，看看中华3000年来自然灾害、瘟疫饥荒频发的情况，以及它们所造成的影响。
1、中国古代各类灾害发生的频次情况。
《中国救荒史》根据各种历史资料的明确记载，列出了中国古代灾荒的数量，时间跨度是从周初至清末刚好3000年，共有约5200次灾荒，包括有水灾、旱灾、蝗虫、地震、冻灾（霜雹）、风灾、作物歉收（多与病虫害有关）、人类瘟疫等。这些数据虽比较真实可靠，但其实并不科学完整。
以水旱灾为例：明清两代530年共发生约770次、平均每年约1.5次；周代870年仅发生46次，平均20年一次！主要原因应是周代历史资料不完整、有大量遗漏；明清两代则是史料丰富、尤其是已有详尽完备的“地方志”。还有原因是周代国土仅限于中原地区，而明清帝国版图已大为扩充！
为讨论方便，我们可以对《中国救荒史》的数据做一点简单修正。明清两代的数据可略压缩（将中原地区、黄河和长江流域之外的区域剔除），元代之前数据则应按比例逐次增加，所得最终结论：自周代至清代的3000年中，中原的黄河、长江流域大约共发生各类灾荒9000次，平均每年发生3次。说中华大地是灾荒频发一点也不夸张！具体到灾荒的类型：
水旱灾害，发生约3600次，水、旱大致各占一半，平均每年发生1.2次，即每年至少发生一次水灾或旱灾；
蝗虫灾害，发生约700次，平均每4.3年就会发生一次大规模蝗灾，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严重；
地震灾害，发生约1000次，平均每3年发生一次，这与其它方法推算的黄河、长江流域地震情况基本吻合；
瘟疫灾害，发生约400次，平均每7.5年就会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疫情；
还有，霜雹冻灾约1000次，平均每3年一次；风灾约700次，平均每4.3年一次；歉收约600次，平均每5年一次。
2、中国古代各类灾害发生也受气候周期变化影响。
历史气候学家曾考证：从商代至清代的3500年中，中华大地曾经历过三个“温暖期”、三个“寒冷期”的气候波动变化过程：商代及之前是“温暖期”；西周早期约300年（至公元前700年）是“寒冷期”；春秋至西汉末年约800年是第二个“温暖期”（至公元元年）；东汉至隋唐帝国建立前约500年第二个“寒冷期”（至公元500年）；隋唐帝国时期约400年是第三个“温暖期”（至公元900年）；五代十国至清代末期约1000年是第三个漫长“寒冷期”，其中还有一个约100年（宋末元初时期）的短暂“回暖期”。
与气候波动周期相对应，温暖期的灾害会减少、发生频次低；寒冷期的灾害要增多，发生频次高。对比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这两个时期：灾害的记录水平应差不多（有历史记录但没有地方志），同样400年时间跨度，秦汉属温暖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属寒冷期，后者灾害就多发生一倍，尤其是水旱、冻灾、饥馑、瘟疫频发，都与气候整体变冷相关。
在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水旱灾方面，整体看是水灾、旱灾次数在不同历史时期基本一致，中原地区往往是“旱一年涝一年”轮换发生。但据考证，在寒冷期时旱灾严重程度会大于水灾，尤其是在自宋代开始的第三个长达1000年的寒冷期，北方、黄河流域的主要问题就是干旱，多数时候会发生旱灾，全国普遍呈现“南涝北旱、东涝西旱”。
3、各类灾害的频发对社会发展起到“间接促进”。
这就是说“多难兴邦”：在频发的自然灾害面前，人类为了生存，首先会想法设法克服困难，因此就能增加智慧、提升技能，群体也会变得更加勤劳和勇敢；其次会自觉地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团结协作、传播知识，社会组织就会越来越完善和进步。总之，在克服灾荒过程中人们的精神状态会更加向上、社会经济会越来越繁荣、组织制度也会不断完善。
中国人很早就明白这个道理，成书于大约2500年前战国时期的《左传》，是“多难兴邦”成语的来源：晋平公认为晋国（今山西）有山川之利、产战马、少灾害，而“齐、楚多难”、灾害频发；司马侯则进谏“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大国博弈不能寄希望于齐国、楚国的灾荒，有的国家祸难多反而更巩固、开辟疆土，有的国家没有祸难、安于平凡就会失去疆域、甚至亡国！这里确实说出了一个普遍的历史规律。
最典型当数兴修水利的工作。正是因为中原大地水旱灾害频发，作为农耕民族，古代中国人很早就会兴修水利防灾、减灾，如钱塘江流域距今约5000年的良渚文化，已有大型水利工程；战国时期，中国水利工程建设已很庞大，代表就是秦人修建的都江堰、郑国渠。或者可以认为：正是有大规模水利工程修建的需要，才促进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形成；也是在兴修水利、抗击灾害过程中，中国人的社会分工协作不断增强、组织结构逐步完善，才建立了统一且巩固的东方大国。
4、各类灾害的破坏力虽强，但处置不力才是最大问题。
中国人自古就知道：面对频发的自然灾害、瘟疫饥荒，只要我们勇敢面对、积极应对，就一定能战胜它们。《中国救荒史》就提到：
灾害预防阶段，可推动生产技术进步、加强粮食储备、兴修水利等；灾害发生后，可加强抚恤、调拨粮食组织赈济、减免租税，还有强化治安、除虫去害、倡导节约等；灾害后重建阶段，可组织放贷、疏浚河道和改良水利、扩大造林垦荒，还有完善社会组织、改良公共政策等；对待瘟疫，也有研究病源病理、提升医药水平、强化防治等应对举措。古代中国人也将巫蛊之术用于防灾、救灾，至少可以起到心理安慰作用吧。
这许许多多的防灾、减灾、救灾措施，作用或大或小，但只要朝廷和社会积极动作，大体上可以维持社会稳定。而由灾害引发王朝颠覆的情况，往往是因为朝廷面对灾害处置不力。处置不力的原因又是因社会、政权层面已存在巨大问题，或者可以说：自然灾害、瘟疫饥荒只是一个腐朽王朝走向灭亡的导火索而已。因此常说：“没有天灾、只有人祸；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典型是在东汉末年：气候周期性变冷带来瘟疫流行（估算死亡上千万人），大规模地震、蝗灾、水旱灾更一样都不少。但最终导致王朝颠覆的主因，还是皇帝无能（连续十几代都是幼年皇子继位）、宦官专权、豪强当道，灾害应对政策自然不会到位，继而引发大规模黄巾民变，中国由此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400年的混乱、大分裂时代。
还有典型是在明代末年：也是寒冷期中的极寒阶段，尤其在崇祯皇帝17年执政期，频繁出现规模较大的地震、蝗灾、旱灾、冻灾，还有瘟疫大流行。但使明王朝走向灭亡的主因，还是明末几代昏庸皇帝所积累的问题，也有崇祯皇帝自身的性格和能力问题，导致各种抗灾政策、治国方略宽严失当，从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给满洲人入关制造了机会。
以上种种社会动荡、王朝颠覆，其实不能怪罪于灾荒，历史已证明：只要社会管理有效、民众团结一致，智慧和勤劳的中国人有足够的能力化解和战胜各种灾荒，大家不必太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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