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水平能够达到多高呢？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也是个非常容易回答的问题。

中国人的思维的本质特征是形象性思维。也可以简称“象”思维。例如，被称为百经之首的经典《易经》就是用“卦象”来表达思想。这就是象思维。它是形象思维的典型反映。

中国人用象思维来传达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或者说，中国文化底层逻辑是用“象”思维来构造的。中国儒家思想以伦理性见长。其基础正是，人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个思想纲领也叫做“天人合一”。其论证是非常朴素的：天道乾，君子当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为什么这样？表达天道的卦象正是乾卦，这是一个纯阳的卦象，表达的是天道的“创生”的大德：“元、亨、利、贞”。表达大地的卦象是坤卦，这是一个纯阴的卦象，所表达的是接受、宽和、静柔、含化的大德。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天地如此，人当如此。

当我们中国人自豪于《易经》的伟大的智慧的时候，那意思也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象”思维也是了不得的。因为，象思维思出了天地之大德，并因之而有君子之美德。

“象”思维可能真是了不得的，例如，莱布尼兹这位与牛顿齐名的哲人看到了《易经》的“八卦”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八卦”的推演是按照“二进制”来进行的。我最初读到这个文字的时候，觉得《易经》简直是太牛逼了。但仔细一想，莱布尼兹似乎是用“六经注我”的逻辑来理解，直白地说，他是用西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的经典了。

后世人也常常说，毕达哥拉斯也没有什么吗？因为，他就是把宇宙数学化嘛。其最著名的勾股定理，A2+B2=C2算不了什么，中国人早已知道，勾三股四弦五。然而，前者是形式思维，后者则是形象思维。前者把世界数字化，后者只能把世界形象化。形式化思维有一个演绎逻辑支撑，它可以推演下去，以至无穷。而形象思维是用“象”支撑的，它无法推演，只能类比。

也许，人们会说，我们看出天地之大德，而引出人当有美德，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这一点上，象思维同样是一种伟大的思维，它不输世界上任何思维。《圣经》里面不是也说“天人合一”嘛，如，耶和华是神，而人是似神的。古希腊哲人柏拉图说，至善是世界的本质，人亦当以至善为终极性关怀。的确，我很愿意承认这一点。照此说来，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起源，对先贤的创制，是充满敬意又极其自豪的。

顺便说一下，读书人如果要读中国文化的精华的东西，读先秦的东西基本就可以了。后面的东西不是说不可以读，只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这不是瞧不上后来者，自己还没有这种大言不惭和自不量力的牛逼，而是从节省时间的角度来讲的。

然而，问题不只是个天人关系问题。它还有个思想的层次性问题。例如，西人把天人关系做成了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它以本体论为基础，以认识论为途径，以伦理学（包括政治学）为旨归。从而，它有一个严密的知识论的形式体系。它不仅有知识论的形式体系，而且还有公理化的典范。

形式化的知识体系是可学的、可教的、可普遍传达的。它的前提可以质疑，它的体系可以推演。

中国人最好的象思维，也许代表了中国人的最高思维水平的，我看只有《道德经》。只有《道德经》有个本体论和世界观。它的本体论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它的世界观有两句话：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世界的来历和万物的展开，《道德经》都说了，简洁而又明确。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这是关于万物展开最简洁有力的把握。它既把握到万物展开的过程的层层推进，又把握到每一环节的关键和重点。这个认识和把握真是形象思维的极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是最简洁的本体论。也是形象思维的极致。尤其是，它是语言和世界自身的关系的角度的把握。这种角度是人的认识和把握的极致。

《道德经》因此站上了中国思想在哲学上达到的最高峰。这个高峰现在还没有被超越。这是两千多年来的文明的不朽。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量子力学的成就，特别是海森堡的“测不准”概念的提出之后，波尔指出，科学对世界的认识，并不是对自在世界本身的把握，而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把握的把握，或者说，我们所谓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其实是指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我们所说的世界，是指人与世界正在发生的那种关系之中的世界。人也是这种关系之中的世界。这个认识把本体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揭示出来。

人与世界关系之关系的本体论表明，道家的本体论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理论的力量。但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指出，道家没有发展出精致的人与世界关系的世界观，从而使人类生活在道法自然的基础之上，还有一个支点，而这却是西方思想的专长。西方人的这个专长当然不是以道法自然的名义，而是以本体论的承诺和信仰两个支点来展开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个话题实际可能是文明开出新篇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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