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无大志的王占元

王占元是北洋时期，所谓长江三督之一，同时，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跨省巡阅使之一，虽然两湖巡阅使的名头，实际上管不到湖南，但王占元据有湖北这样一个富庶的地方，可是肥大发了。汉口又是当年可以跟上海和天津齐名的商埠，日进斗金，加上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这样两个“国有”大企业，也可以给他带来不菲的收入，所以，在当年的军阀之林中，王占元相当的富有。

王占元是借围剿白狼，进驻湖北的北洋军悍将，后来黎元洪离开武汉到北京就任副总统，王占元就成了湖北的统治者，而湖北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都没脾气，先后被整编，王占元就以北洋人（直隶人）的身份，一直占着这块膏腴之地。

也许，在刚刚当家的时候，还有点锐气，但年头久了，也就剩下过日子了。王占元一向胸无大志，不想晋升一步，也不想在政坛有所作为，参加督军团，从来都是首鼠两端，在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斗法中，虽然作为同乡，稍微偏向冯国璋一点，但段祺瑞对南方用兵，他作为中端枢纽，也从来不敢有所违拗。一门心思，全在怎样赚钱上了，大把的银子，都送往天津租界，在那里，多有房产和股票。

王占元心思都在这上面，从来没有把湖北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好好经营，所以，湖北的地方的建设，自然就谈不上了。最糟糕的是，这家伙特别的抠门，湖北各地的驻军，虽然不至于欠饷，但却从来没有太多的好处。他捞钱，各级军官跟着效法，克扣军饷之事，成了家常便饭。而王占元治军无方，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于是，到了直皖之战前后，他统治的湖北，接连发生兵变，九个月，竟然有十几起。鄂西重镇宜昌，竟然接连发生两起，连自己坐镇的武昌也出现了小规模的兵变。宜昌的乱兵，竟然把造币厂和官银局都给抢了，商民所受的灾祸，可想而知。

到了1921年，王占元危机四伏，皖系已经垮台，虽然王占元在直皖战争中，实际上居于中立，但自我感觉，自己是直系的人，丝毫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硬是一点危机感没有。其实，他这个直系，跟曹锟吴佩孚的直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吴佩孚人在洛阳，早就对湖北垂涎欲滴，只是找不到机会下手。而此时湖南已经闹起了联省自治，非常红火，令一向并称同乡的湖北人，尤其是旅居在外的湖北人很是羡慕，面对频繁的兵变，更是觉得王占元把湖北当殖民地，太不像话，所以，动了驱王之心。

所以，旅居北京的湖北同乡，聚集起来，到北京政府请愿，到了新华门和东厂胡同，就不走了。虽然，总理靳云鹏和总统黎元洪都表示，不是不能换掉王占元，但事实上做不到。这一点，在北京的湖北人也知道，他们就是要借机闹点声势出来。真正的主意，打在湖南人哪里。

于是，一拨又一拨的湖北佬，来到长沙，游说湖南省长赵恒惕和湖南诸位将军。赵恒惕不是个爱生事的人，觉得一向跟王占元处得还不错，从来向汉阳兵工厂买武器，都没有障碍，有时，拖欠一点款项，都没有关系。所以，死活不肯出兵。但湖北人的优厚条件，却打动了湖南的诸位将军，他们采用阴谋诡计，说动了赵恒惕。于是，湖南人借帮助同乡自治的名义，出兵湖北。

虽然，王占元手下，也有一员能打的战将孙传芳，但一拳难敌四手，最终王占元还是不行了。王占元急急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正等着这天呢，派了他的战将萧耀南进入湖北，就是不来救人。到了这时候，王占元明白，是该自己走路了，于是下野，回到了天津，腰上挂了一大串钥匙，经营自己的产业去也。

吴佩孚一边用谈判稳住湘军，不叫他们进入武汉，一边做着战争准备，待到准备完毕，就撕破脸皮，不谈了，而湘军那边，以为谈能济事，已经没了斗志，被直系生力军一打，居然就败了。就这样，湖北成了吴佩孚的囊中之物。王占元走了，湖北的自治，还是没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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