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人家庭观念的随感

最近在思考题目上的这个问题。

中国自古是大家庭，这里面有儒家文化引导的缘故，但更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农业生产力决定了社会基本的组织方式。大家庭是微观的小社会，一家之主可以在权力结构上类比一国之君，然而这两个权力核心并不统一，古人云，忠孝难两全。在太平治世，若一家之主忠于一国之君，则忠孝实为一体。当人们在“忠孝难两全”中撕扯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也是牺牲孝而迁就于忠。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家族天下观。

到了晚清近代这种大家族的社会基层结构，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包括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在内的伦理观念，都开始遭到攻击，知识界的先行者们开始鼓吹小家庭。这一思想观念的转变，一般被认为是与个人的发现、个人的解放乃至民族国家的振兴与救亡相关的。

大逻辑是这个样子：在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老路子、老办法已经不够用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第一步。后来，学西方的制度——或立宪，或共和，后来（逻辑上是后来，时间上其实约略同时），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即启蒙精神，个人主义，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庭作为一种旧制度，及其关联的旧文化，旧思想，均成为了需要去推翻，至少也是需要去变革的对象。

这是讨论晚清以来制度变革和思想变革的大前提，就是民族救亡振兴。这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有识之士们思考问题、寻求解法的基本出发点。即便是个人解放、个性主义这种看上去浪漫的主张，其根本目标，与启蒙精神的发源地之所以主张启蒙者，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启蒙主义之萌发，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要求从封建王权、神权之下获得个人的权利，尤其是私有财产的保障。无论是社会契约，还是人民主权，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非常明确。而劳动的形式，也在这个过程中被要求为，从依附于土地、封建领主，转而为依附于工场，成为一种“劳动力资产”。这里面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取代，它必然关联着剧烈的暴力革命。但是在中国，社会背景和社会最紧切的需要，并不是这个。

从中国传统大家族的这个结构出发，个人首先不是一个人，而是家庭的一分子，是家族伦理结构上的一环，对自己的人生并无完整自主的决断权利，这在客观上就容易导致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情况，对于国民意识、国民凝聚力来说，就是一种阻碍。梁启超所谓“新一国之民”，即内涵了把个人由家族中“解放”出来的意思，但这个解放不是为了个人的自由自主，而是最终要成为民族国家力量的一部分。“少年强则国强”，“国强”才是根本目的。

但是从生产力基础上看，近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尽管早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远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我们都知道，晚清近代民国以来，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充分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尽管在沿海大城市也短暂地、零星地有了现代都市的面影，近现代的报刊杂志电影，市民消费文化，工薪阶层都出现了，但这远不是中国社会的主体。

我们可以在海派文学，在茅盾的《子夜》，在老舍的《离婚》甚至《骆驼祥子》里看到一些都市生活的影子，但其实祥林嫂、闰土、春宝娘才是更广大国民群体的样子。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庭的生产根基还在，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被冲击、被取代。

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调查问卷显示，在城市，小家庭（人口在5人及以下）占到了六成以上，而在村镇地区，则只占四成。更何况，即使是所谓的“村镇地区”，能参与问卷者，也自然是有识字能力，有购买杂志报刊的闲钱的家庭。

另外，我们也需要看到，小家庭结构，往往和个人解放、恋爱自由、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这些启蒙思想相绑定，是一种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更文明的社会基层结构。它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社会取代了很多大家庭的功能——经济供养、互助、情感链接等等。而这个功能实现的基础，是基本上每个成年的家庭成员都能够在城市里找到工作——获得薪水。然而，民国时期的中国大都市，显然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现存有限的岗位，也会因为战乱、通货膨胀等缘故，而随时消失。这就决定了小家庭的结构非常脆弱。这是不以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理想为转移的。所以我们会看到鲁迅的《伤逝》、巴金的《寒夜》这样尽管组建了符合启蒙主义理想的小家庭，却依然难免于悲剧结尾的故事。我们可能会在这些故事里看到新文化人的自私虚伪（如涓生），看到市民小人物在两种家庭观念下的徒劳挣扎（如汪文宣），但本质上，这些悲剧的根本原因是，时代提出的难题远远超出了个人的能力。

说白了，涓生不过是喜新厌旧，这当然是个缺点，但并不算是一个特别要命的缺点，并且，涓生没有养小三，没有出轨，如果他没有失业，他很可能也不会那么快那么绝情地与子君分手。如果社会能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子君也不是非死不可。

如果没有日军入侵，没有战争阴影，汪文宣和曾树生也不见得就一定会这样悲惨。爱情或家庭的破碎并不总是足以毁掉人的一生，但在现代中国，这样的悲剧却往往无解，只能留给人无限的叹息。

反过来，巴金一直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批判封建大家庭的罪恶，但客观上，如果离开了家庭的供养，恐怕他的个人解放与觉醒之路，压根无从谈起。在巴金的非虚构性写作中，巴金屡屡谈起的却是对家庭之温暖的眷恋与怀念。到了巴金晚年，更是主动将自己置于大家庭的结构中，承担起了对堂、表、侄等大家族亲缘关系的责任，并乐在其中。

梳理这些情况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大家庭必然不断式微，个人必然越来越远离家庭，越来越从依附于家庭，转向依附于社会化生产。我们现在看到的独身主义的流行，反婚反育的呼声，对于家庭责任的排斥——年轻的父母以“养儿防老”观念为耻，谈论养儿防老，就觉得自己生娃就是为了给娃“添麻烦”，这在旧的家庭观念中是不可想象的。本质上还是因为，社会给了个人充分的安全感，可依赖感，而将个人越来越彻底地彼此隔绝了起来。人变得越来越难互相信任、互相依靠，而更倾向于信任、依靠资本——儿不防老钱防老，／谈什么恋爱，要搞事业。

事实上，个人解放走到这一步，我认为已经约过了天平的中点，在幸福感上已经开始滑坡了。但事情吊诡的地方又在于，在人的情感链接、家庭的情感纽带在被打断的同时，个人的解放又并未达到充分、自由的程度。今天的中国人对于父母和孩子的界限、责任与权利的关系等问题，也并没有捋出一个清晰的所以然。对于八零后九零后一代人来说，往往他们既不能像欧美年轻人那样更洒脱地处理和原生家庭的关系，父母的意见、感受、观念，仍然会很大程度地参与他们的人生决策，至少会形成不小的道德压力，这是传统家庭文化根基犹在的体现，在这一面上，人们仍然有充分的动机继续谈论五四以来的诸如个人解放、个人首先是他自己的这样的话题。

另一方面，都市的孤独、情感体验的缺失、社会链接的诸多缺陷，并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同步消失。这群人同样做不到普遍照搬西方式的性解放、一夜情等生活方式，尤其做不到从这种潇洒的、极端强调个人与自由的链接方式中获得完全的情感寄托和幸福感。在婚育率不断走低、丁克的网络呼声高涨的当下，结婚生子仍然被普遍地视为人生的成就，被视为一种“幸福”，相濡以沫白首到老仍然是年轻人对爱情的一种理想想象。从这个角度，我们也有理由反思，解构家庭，强调个人的路向，在实践中究竟应该往哪里延展。

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去发现、创造一条“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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