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朝代，其间跨越1000多年，tong一的逐步形成并得到巩固，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在当时世界遥遥领先。本文就说说这个时代农耕经济、工商业、社会人口城市的情况。
我国历史中汉代、唐代非常重要。汉承继秦tong一六国、巩固了大一统帝国，对内社会经济大发展、对外彻底击败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中华民族从此称“汉族”；唐承继隋的tong一，对内社会经济繁荣富裕、对外多次击败游牧民族、扩大了国际经贸交流，盛唐气象至今仍被世人称道。汉唐之间曾有三国、魏晋、南北朝大约400年的大分裂时代，但即便是这样一个不安定的时期，在社会经济方面也有亮点。下面就说说汉代至唐代我国人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情况。
1、汉唐时期的农业经济。
汉代至唐代占主导的仍是小农经济形态，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的综合型农业经济形态，但农业生产出现飞跃发展。汉代铁制农具已完全普及、农具型制更加丰富；牛耕已遍及至边远地区，耕牛数量增加（也有少量马）。铁梨加牛耕的耕作方式彻底替代了人力。民间极重视牛马等大型牲畜的饲养；官方为保护畜力也严禁杀牛、盗牛。汉末战乱曾造成耕牛减少：“比年牛多疾疫，恳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因此三国时期各国对耕牛的保护措施更严格。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时局动荡、战争频仍，民间农业生产技术仍有提升，北方农民已熟练掌握旱地耕锄、肥田、育种等技术，北魏时期成书的《齐民要术》中就强调了耕田与土地燥湿的关系、耕地深度与季节的关系。而谷物的粉碎、脱皮重要技术，先秦时代完全靠人工“舂（chōng）臼”，汉代出现了用蓄力拉动的大石磨，还出现了筛谷扬糠的风车。魏晋南北朝时期水力推动的磨多起来、舂米效率更高。
汉代南方水稻种植进一步增加，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仍是小米（粟）、黄米（黍）、苎（zhù）麻（也是织布原料），尤以营养丰富的小米比重最高。唐代因解决了种植中的灌溉、加工问题，小麦种植面积扩大，面粉从此逐步替代了小米第一主粮的地位。汉代至唐代更是经济作物大发展的时期，桑、麻、柘（zhè，也可以喂蚕），以及国内已有的或外国引进的蔬菜、水果种植大量增加，还首次引入了棉花（未推广普及）。
基于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粮食作物亩产量大增。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社会记录者普遍对数学不感兴趣，对数字的记录都非常模糊。历朝历代对每亩土地面积、每石粮食重量、土地产出等记载都极粗略、缺乏说明。单说小米，我们只能大致估算，东汉比先秦时期亩产有了提升、优质土地应已倍增，唐代时进一步提升、普遍倍增，好的可达每市亩产出300市斤。盛唐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估算已达700市斤、接近现代水平了。
2、汉唐时期的水利建设。
汉代至唐代更加重视水利建设，即便在战乱时代，只要稍稍稳定，统治者们就会抓紧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三国时期魏国在今北京附近新建“潞河车厢渠”滋润几百里土地、蜀汉也重修了都江堰。隋炀帝更是在刚tong一后就开凿大运河。
汉代至唐代各地区域性、地方性的中小型水利工程越来越多：北方多是开渠引水灌溉；南方则侧重于修筑堤坝、陂塘等蓄水工程。唐代以后，随着长江以南地区进入开发高潮，南方大量通过修建堤堰开发出大量良田、促进了当地人口增长。
东汉时期还有一项水利成就，是当时水利专家、山东人王景，公元69年受命主持大修漕运命脉“汴渠”和黄河堤防，他所选河道理想（由山东入渤海）、治河方案完备，此后黄河800多年（至北宋初年）未发生大的改道、决溢很少，功绩卓著！
3、汉唐时期的手工业。
汉代至唐代也是手工业飞跃发展的时期，冶炼、陶瓷、造纸、纺织等等都领先于世界。前面提到，汉唐间北魏时期、约公元540年，贾思勰所著综合性农书《齐民要术》就囊括了农艺、园艺、造林、蚕桑、畜牧、兽医、配种、酿造、烹饪、储备、治荒等诸多方面，充分展现了那个时代我国农业、手工业的成就和进步。
冶金技术，汉代高炉技术领先世界，并开始使用畜力和水力鼓风，还出现将生铁反复加热锻打的百炼钢技术，钢铁兵器质量提升并已全面普及，铁制农具自然也随之提升质量。
陶瓷制造，东汉末期发展形成的“青瓷”已能划入瓷器范畴；唐代工艺主流虽是彩陶制造即“唐三彩”，但青瓷、白瓷和秘色瓷日趋成熟，为后世制瓷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造纸技术，东汉时期已基本成熟、南北朝时期纸已完全取代了过去的书写材料，唐代造纸工艺进一步提升，当时安徽宣州曾出产一种好纸就是“宣纸”了。
纺织技术，汉代时就已达到惊人水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蝉衣就是证明！此外，魏晋时期出现了在织物上印花纹的技术，唐代则有“夹缬”直接印花法、领先世界几百年。
汉代至唐代更是造船技术大发展的时期。汉代已有高大的楼船、南北朝时期的运输船可装货物200至300吨。唐代为营造船舶还专门设管理造船、航运、水上防务的衙署，重点发展远洋海船，有水密仓结构、榫卯结构、油灰捻缝、船体涂防水油漆、船舷防浪板等多种先进技术。这样的海船虽没有内河船舶载重量大，但也是宽大舒适、科技含量高、海上航行稳定安全，“阿拉伯商人东航者、皆乘我国船”。
4、汉唐时期的商业。
汉代至唐代与先秦时期不同，官方开始实施“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业活动、商人严格管理。西汉初期还是延续先秦时期的宽松商业政策，商业有了较大发展，“贩夫走卒”小商人群体更加壮大。但不久后、到汉武帝执政后期，遵循董仲舒的儒家重农抑商观念，开始推行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和平准（重要物资统购和限价）等干涉政策。
特别是汉代禁止商贾占有土地的政策，导致门阀巨富纷纷将主要资产转向土地、出现大规模的田庄经济。西汉后期至东汉，很多田庄已经是规模庞大、自给自足、经营繁杂、可闭门为市。汉末战乱时期又形成坞堡（类似福建土楼的民间防卫性建筑）林立的局面，它们囤积粮食物资、割据一方。
隋唐时期民间贸易管制逐步放开。伴随经济的繁荣，商品交易规模急剧扩大，唐代很多城市都成为商业中心。唐代为适应小商品生产需要、免去商人长途跋涉之苦，在各商业中心城市之间、远离城市的农村还有“草市贸易”，与城市市场共同构成全国性商品交换网络。
也是由于唐代生产力水平提升，全国性物资运输网络更发达便捷。陆路贸易是以长安、洛阳两京为中心延伸四方，沿途旅店都有驴马出租以便运输，“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水路运输载货量大、适用性更强，北方有了大运河，而南方水网地区如江浙、闵越、巴蜀的水路贸易更便捷。
但隋唐时期官方仍执行重农抑商政策，表现就是对商人管理十分严苛。首先，建立专门针对坐贾的“市籍”（不包括行商），也不允许占有土地，还要承担更多差役。其次，有严格的坊市门禁制度，将城市居民和市场都划为方型的坊，用墙垣围起、四面门户定时开启，直到唐代末期才逐步取消。
另一方面，汉代至唐代的跨国贸易有了巨大发展。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39年）开辟了中西方陆路贸易商路，即丝绸之路，同一时期也出现了海上贸易。唐代陆上丝绸之路已极大拓展，同时伴随着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丝绸之路已跨过印度半岛，直接与伊朗、阿拉伯帝国建立了联系；与近邻韩国、日本的贸易往来更是大为增加。但不论跨国贸易，还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各国间的商品流通，主要形式还是官方朝奉、朝贡、赐予、赠答等聘使贸易，唐代时民间贸易才有所增加，这也说明当时政策主流仍是重农抑商。
5、汉唐时期的城市。
汉代除都城长安，大城市还有“五都”即洛阳、邯郸、临淄、宛城（今河南南阳）、成都，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市。由于汉代执行重农抑商政策，因此城市主要承担zheng治职能、繁荣程度较先秦时期有所下降，此时手工业生产、商品贸易主要集中在民间的田庄、坞堡。尤其是汉末之后的战乱年代，大城市经常被战火蹂躏，反复从繁华变为废墟、愈加萧条。
隋唐时期随着国家tong一、经济繁荣，城市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当时长安、洛阳是两大zheng治中心，也是最繁荣的国际中心，城市规划先进、更有“珍奇山积”的大市场。地方上，县城都有市场，各州府也有“州市”成为商贸中心，如汴州、扬州、成都、江陵等，都是借交通之便成为区域商贸的中心。伴随远洋贸易的发展还形成广州、潮州、扬州三大国际港口。
唐代对城市商业管理虽严苛，但也有三大进步：一是形成了城市商业机构。起源于西汉的行商住宿机构“邸”、物资仓储机构“店”都更加繁荣，统称“邸店”，逐步演变为从事居间贸易、抽佣金的中间贸易坐商，又称行栈、牙行，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近代。
二是出现了替商人保管存放金银、货币的“柜放”特殊专营商店，其专业兑换的“票圈”在宋代发展成为“交子”。
三是产生了商人同业行会组织，城市中每行设管理事务的行头、行首，各行按官定市制固定售货区域、店前明示行名。
6、汉唐时期区域经济和人口。
汉代有承继于秦国的“关中”、华北地区的“关东”、长江流域的“江淮”等三个经济区域。汉末之后北方战乱严重，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在东晋、南朝时基本形成了“长江沿岸经济区”、长江北岸的扬州成为当时最繁荣的都市。
唐代开始从战乱破坏中恢复北方经济，关中、关东两大经济区域再度繁荣。此时的长江流域，下游东南沿海区域经济最发达，上游的巴蜀盆地也较为繁荣，而中游荆州、两湖、江西一带开发还比较滞后。
汉代至唐代的社会经济虽有巨大成就，但中间存在一个长达400年的大分裂时代，还有像“安史之乱”这样的大内乱，频繁的战乱造成人口减少，因此两代人口峰值都没有超过6000万。安史之乱就使唐帝国人口从6000万下降到约2000万、后恢复到5000多万。当然也有气候因素，从西汉末年到隋唐帝国建立，是我国古代气候大周期中一个400多年的“寒冷期”、迟滞了人口增长（尤其在东汉末期影响最大），直至唐代进入“温暖期”才推动了经济和人口的恢复。
通过以上简要介绍，我们大致能够对汉代至唐代社会经济情况、人们生活状态有一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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