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短暂的元代过度到长达600年的明清两代，统一的国家逐步走向腐朽、衰落，最终被动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已非常丰富，本文只简要说说这个时代农耕经济、工商业、社会人口城市的情况。
在元明清三代之前的两宋3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重商主义”时代，经济取得了辉煌成就，可看做是中华文明“现代化”的开端。但自元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建立，社会出现了倒退并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清代统治者也是游牧渔猎民族）！例如，宋代流行“天下为公”的观念、实现了皇帝与知识分子共治，但元明清的王们将知识分子视为“家臣”、主奴关系；宋人强调“契约精神”，并出现平等、自由观念，但元明清沿袭部落领主习惯，统治阶层贵族们仍将人口、土地、财富当做私产，倒是像魏晋隋唐时期门阀与部曲之间的关系。
当然，明清两代（也包括之前短暂的元代）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不是毫无建树，下面就说说这600年中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情况。
1、明清时期的农业经济。
明清时期虽也有农业、水利技术的进步，但农业经济的主流仍是战国时期以来的小农经济形态，这种已持续两千年的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很显然已经落后了！而这一时期粮食增产导致人口大幅增加，首要原因是粮食作物新品种的引入。明代中期西方国家进入“地理大发现”时代，原产美洲的玉米、番薯（山芋）、马铃薯（土豆）陆续进入中国，正是它们提高了中华大地存量土地的产出、养活了更多人口。
一是明代中后期传入的番薯，适应性强、种植简单、抗灾稳产，且味甘、耐饥，清代初期已在南方快速推广种植，后因北方民间发明越冬储存窖藏法，北方地区也开始推广种植，其每市亩产量高达4000市斤以上，正是灾荒年的“救命粮”。
二是也在明代中后期传入的玉米，种植容易、耐旱、高产且用途广泛，不仅能食用，果实秸秆还能作饲料，自清乾隆时期在北方广大干旱地区、山区推广种植，每市亩产量可达300市斤，已超过很多传统粮食作物、增加了低产土地的产出。
三是清乾隆时期传入的马铃薯，种植的限制较少、稳产且营养全面、口感也较好，在中国北方和西南的气候寒冷、干旱贫瘠土地快速推广种植，其每市亩产量与番薯相当、达到4000市斤以上，因此迅速成为底层民众的主食。
至于传统主粮水稻、小麦，明清时期更讲究选育良种、精耕细作。南方逐步普及种植一年二熟的水稻，单位土地产出大幅增加；小麦亩产较之前并没有太大的增加，普遍仍不足每市亩200市斤，但因多数品种是越冬种植，在北方可兼种其他作物，因此仍然是北方占主导地位的粮食作物。
明清时期区域性农业生产大分工，对农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很大，清代尤其明显。如宋代的商品粮基地是苏州、太湖一带，所以宋人说“苏湖（常）熟，天下足”。明清时期苏湖一带手工业大发展、人口稠密，粮食输出减少；而长江中游平原的湖北、湖南等地得到更大开发、“湖荡洲滩”大面积围垦，清代尤其鼓励这一区域种粮食、一年两熟、成绩斐然，从而取代了苏湖的商品粮基地地位，说法变成“湖广熟，天下足”。
随着帝国疆域扩大、新区域开发，各地更重视因地制宜种植棉花、桑蚕、甘蔗、烟草、药材、木竹等经济作物，也极大促进了农业经济发展。如茶叶，明代时加工工艺改进、饮茶方式简化（已类似现代）、在民间开始普及，茶叶生产和消费大幅增加；明末清初茶叶还传入欧洲，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形成了饮红茶的习惯，于是茶叶成为300年间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创汇”农产品。
2、明清时期的水利建设。
明清时期的统治者颠覆了宋代理念，沿袭汉唐时期传统儒家的“重农抑商”观念，自然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明代初期战乱一经平息，便自南至北开展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重点是治理河流湖泊，各地小型水利遍地开花、地方志中记录多达几万处。清代也极重视河务和漕运，增拨经费、大量动员民工兴修水利，有效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明清时期国都在北方，因此极力恢复北方农业生产、治理黄河就成为重点。明代曾多措并举治理黄河、淮河（仍处于黄河“夺淮入海”时期），避免了两河泛滥。清代也极重视治理黄河，但随着王朝的腐朽没落、战乱频仍，1855年黄河再次大决口、重回“北道”经山东流入渤海，官方已无力扭转，便采取放任态度，形成大面积黄泛区、加剧了当地人民的苦难。
3、明清时期的手工业。
明清时期承继汉、唐、宋历代手工业优势，在很多领域也有新发展，但仍是基于小农经济形态、是一种强化的“家庭型的专业化生产”。而同时期的西方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大航海、工业革命等，现代工业蓬勃发展，在其映衬下，中华大地的手工业星光暗淡、逐步走向了衰落。
当然，明清时期手工业通过这种家庭型的专业化生产，官方和商人投资增加、用地面积扩大、出现大量雇工，也能形成一定的“规模生产”，较之前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有专家称这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其实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工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清朝廷尤其鼓励这种家庭型的专业化、规模化手工业生产方式，也注重将其与城镇建设相结合、进一步形成生产行业的聚集，如苏州盛泽镇生产丝织品、江西景德镇生产瓷器、广东佛山镇生产铁器、福建四堡镇生产印刷书籍等。如瓷器，正是在这种生产聚集效应带动下，清代烧制水平已是登峰造极，彩釉技艺迅速发展、将瓷器装饰得更加绚丽，至清道光时期，中国瓷器质量仍领先世界、享誉全球，出口也达到顶峰。
明清时期的农产品加工业较发达，随着帝国疆域扩大，更多湖泊、丘陵、山地获得开发，农业物产丰富，因此榨油、榨糖、木竹加工以及矿产开发等手工业有了更大发展，当然，主流还是家庭式作坊生产。
4、明清时期的商业。
明清时期虽仍秉持重农抑商观念，但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商贸繁荣潮流已无法阻挡！明代的商人群体虽社会声誉不高但空前活跃，皇家、达官显贵、地方官绅也都喜欢介入商业活动，有时更是垄断经营、敲诈商民。
还有，明清时期帝国的统一稳定、水陆交通的大发展也为商业流通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一时期，从各方边疆至内地已建立了高度发达的交通网络，大运河更是成为南北水运的重要通道，在海岸、水陆码头便形成了很多专业化商业市场。到清代中期，各省份间的水运交通已极便利、货物运输能力有很大提升，且没有关卡限制、商品交换顺畅、商业空前繁荣。
但明清时期的跨国贸易却出现了倒退。明代大多数时候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常采用落后的朝贡方式（典型如郑和下西洋）开展跨国贸易，曾一度将其作为跨国贸易的唯一渠道，由此曾引发“倭乱”。清代初期为江（上海）、浙（宁波）、闽（漳州）、粤（广州）四处海关管理国际贸易、也非常严苛。
1757年乾隆皇帝南巡，在苏州目睹西洋商船络绎不绝、便引起警觉，下令只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并在广州建立对外贸易专营垄断“十三行”牙行。此后“十三行”作为中间商控制了所有正规渠道的跨国贸易、还自营贸易。这样的大倒退自然会限制帝国国际贸易的发展，虽依靠丝绸、茶叶、瓷器出口优势仍一度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但衰落已是无法避免的结局。
5、明清时期的城市。
明清时期除传统大都市、州城府城有新的发展外，还有手工业和商贸流通型“市镇”崛起。明代时，不仅南北两京非常繁华，全国规模大、功能全的工商业中心城镇已近200个。在经济最发达的江浙一带，既有苏州、杭州、扬州、镇江等较大城市，还有密集的工商业“市镇”，仅苏南松江府就有17个市镇，依靠丰富优质的人力资源大量发展棉布、丝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初步呈现产业集群、分工清晰的市场经济集聚效应。
清代官方更加鼓励和引导生产分工、推动商贸流通，不同层次的“市镇”在全国蓬勃发展，典型便是“天下四镇”即广东佛山镇、湖北汉口镇、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这些市镇又分两类：一是手工业市镇，如景德镇，不仅手工业聚集，同时也是产地市场、交易上下游产品，辐射全国、行销海外；二是集散市场市镇，如汉口镇，它们地处沿海、沿河、沿江、沿运河的重要交通节点，以集散和批量交易商品为主要职能。
6、明清时期的区域经济和人口。
明清时期承继宋代，为缓解国家幅员辽阔给商业活动带来的不变，进一步形成了若干各具特色的区域性市场，包括：江浙区域，人口稠密、工商业发达、粮食可自给并稍有盈余；华南区域，经济作物丰富、手工业发达，但粮食供应较紧张；华中区域，粮食产量高且对外输出，经济作物出产也极可观；华北区域，仍偏重古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日常所需手工业产品、粮食要南方接济。
清代区域经济还有一个特点是随着帝国版图扩充、边疆地区统治巩固、经济初步发展。东北地区，虽有封禁政策，但陆续有汉族居民迁入、带动经济发展；蒙古地区，也有农业建设和人口增加，官方还极力扶持当地养殖业和皮毛加工业；西北地区，甘肃、新疆等地耕地面积扩大，手工业也有所发展；西南地区，有大量汉民迁入，农业生产有了进步；还有台湾、海南岛，也已经开始了初步开发。
尽管明清时期处于中国古代气候大周期中的“寒冷期”、也是全球气候的“小冰期”，但对人口增长影响已变小。此时，伴随这高产粮食作物引进、工商业进一步繁荣、社会生产分工深化，经济有了长足进步，人口出现暴增局面，明代后期应已超过1亿（高于南宋后期），清代从明末战乱中恢复、经过“康雍乾盛世”，到清道光时期人口已从约5000万增加到4亿。
但清中期时也只是表面繁荣，毕竟经济的主导还是家庭作坊式生产方式、远远落后于西方的工业化大生产，朝廷还坚守闭关锁国政策，于是粮食和资源危机不可避免、被西方人称为“饥饿的盛世”！此时人地矛盾、结构性粮食短缺非常严重，人民生活困苦，导致民间械斗。如南方地区的“土客械斗”在1800年后愈演愈烈、蔓延多省，仅1854年的广东土客械斗就造成上百万人伤亡、有大量人口流亡海外。
通过以上简要介绍，我们大致能够对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人们生活状态有一个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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