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皇帝身边都设有史官。史官的职责之一，就是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把现实迅速变成历史。照我们现代人的想法，史官们好容易逮住个讨好皇上的机会，肯定会妙笔生花，想尽法子把皇帝一举一动都写得无比光辉伟大，写完了再呈请皇上审批，然后才敢定稿。
然而这只是现代人才有的逻辑，历史上号称封建专制的时代反而不是这么回事。
举个例子。唐贞观十六年（642）夏四月，唐太宗李世民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爱卿，你负责撰写朕的起居注，可以让朕看看吗？”
褚遂良回答：“这个不妥吧！臣身为史官，对皇上的一言一行都要记清楚，这个皇上怎么可以看呢？没听说过有哪个皇帝看自己的起居注的！”
李世民问：“朕有不善，你也记吗？”
褚遂良回答：“臣职责在此，不敢不记！”
旁边的黄门侍郎刘洎也补充说：“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
李世民叹息一声，只好作罢。
这就是说，史官不但是历史的记录者，还俨然是历史的化身，如影随形圆睁双眼紧盯着皇帝，拿个本本随时记录。若说皇帝有什么害怕的人，史官就是其中之一。
这叫制度！或者说是祖宗规矩。
当时唐王朝的制度：三品以上官员向皇帝奏事，必使有谏官和史官跟随，”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就是说，不但有谏官负责马上纠正皇帝的过失，还有史官将所见随时记录于史籍。
安史之乱使这个制度一度废弃，叛乱平定后，又由宰相宋璟提议，制定制度：“自今事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闻，史官自依故事。”就是说，除了少量绝密政事，国家事务都要在正式场合奏明皇帝，史官也要和贞观年间一样行使记录职责。
其实，历朝历代，记录皇帝言行的何止史官，自觉承担记录之责的官员也在在皆是。就算在职时没记，退休后也会写回忆录。在野的史学家更是不避嫌疑，留下大量的珍贵史料。
正因为有这么多人监督，皇帝们在做决策时才有点顾忌。当然，无所顾忌的皇帝也不是没有，但那不是昏君，便是暴君，都是给天下百姓造成无尽苦难，留下万世骂名的亡国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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