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是一个理想的、极致的追求，人类社会需要不断向它靠近。但也要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至少目前为止，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完美。不管什么样的体制，总是会有一些客观存在的因素限制，导致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
究其原因，也很简单：人类社会是所有人组成的，每一个个体的人，都有复杂的情感倾向，且一直在不断改变，任何的制度都需要人去执行，因此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海晏河清只存在于文字记录里的太平盛世，尧舜禹也仅仅是历史长河里一个短暂的温情时代，温情也只是人为提取出来的一个特点，而非全部。
汉朝文景之治期间，有这么一个案子，今天看来也很有意思。文帝的媳妇窦太后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继承了皇帝位子的汉景帝，另外一个是梁王刘武。刘武是汉景帝的弟弟，深受窦太后疼爱。
汉景帝和弟弟都是大孝子，兄弟两个关系也确实相当不错，加上窦太后疼爱刘武，刘武享受到的待遇是超常规的。首先是封地物产富饶，其次是宫殿规格，最后是面圣留京，都远远超出当时规定的礼仪限制。
汉景帝有一次喝多了，说了一句以后要把皇帝的位子传给刘武，刘武就真的动心了。而窦太后也特别想让小儿子接替皇位，汉景帝清醒过来以后头都大了。人们觉得皇权至高无上，想干嘛就干嘛，实际上是不知道皇权其实也受到很多的限制，并不是谁都能随便修改既定规则的。
汉景帝可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大臣里有一些正直之人，从国家安危的层面进行了极力劝阻。摆事实讲道理，殷商时期是兄终及弟，周朝是子承父业，而汉朝沿用的是周朝的礼制，皇位只能传给儿子，不能给兄弟。
为了劝阻窦太后，大臣还举例子，宋宣公把位子给了弟弟，弟弟死后要把位子给哥哥的儿子，结果自己的儿子不满，杀了堂哥，最后祸国殃民。窦太后便不再公开支持传位给小儿子了，但是这个事情依旧在秘谋。
刘武得知自己要当皇帝的事，被大臣劝阻，怀恨在心。于是安排了刺客，要刺杀那些反对传位给自己的大臣。杀了其中一个，由于把作案凶器留在了现场，官府顺藤摸瓜，最后牵扯出了刘武。
刺杀国家重要大臣，数量还不小，这已经属于造反了，罪可不小。汉景帝这个时候头大了：抓不抓、判不判？
窦太后也慌了：小儿子惹出这么大祸，而且证据确凿，怎么救？
刘武也懵了：虽然说和皇帝哥哥情同手足，但终归是君臣有别，国法家规都不允许这么忤逆的事，人头不保啊。
公事公办？汉景帝就算不念及兄弟情分，也要考虑老母亲的感受。老母亲因为这个事都绝食了，以孝治天下的汉景帝怎么可能只认国法而不顾及生母的真情实感！
这种时候，就需要考验大臣办案能力了。
于是派遣了“通经术、知大礼”的人去办这个案子。通经术的意思就是精通人情世故，能够随机应变，做事滴水不漏，手法不留痕迹。知大礼的意思就是有格局、有远见、有立场、有分寸。
果然，派去人的，不管案子审问地如何，一把火把所有证据都烧了。然后回来报告：刺杀大臣的事，是梁王身边的人一手安排的，梁王毫不知情，被手下蒙蔽，如今事发，梁王亲手诛杀了手下这些大逆不道的人，尸体带回来了。
窦太后听闻案子与小儿子无关，终于放心了。
司马迁原文记载：为帝加一餐。（之前是吃不下也睡不着，哎哟哎哟病得不行）
真相重要吗？
通经术、通古今、知大礼，才能位列三公，做贴身大臣。这不是权谋术，而是去平衡真实社会、真实人物的真情实感，需要的是真本事。
诚然，在一些人眼里，这是圆滑世故，他们喜欢傲骨、喜欢清如水明如镜、喜欢刚正不阿。只是，他们或许不知道，他们喜欢的方式，仅仅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而已。因此司马迁才会说，见识浅薄的人，看待事情往往管中窥天。
《史记》里，很少有司马迁用特别多的笔墨去分析一件事、一个人，这个案子是为数不多的，评论特别多的一个。
可以肯定的是：
汉景帝和弟弟关系真的很好，而且弟弟也并非是那种恃宠而骄的无能之人。相反，刘武还有大大的功劳，七国之乱的时候，梁王挡住叛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刘武受窦太后疼爱，也不是没有缘由的，而是他自己本身也很孝顺，侍奉母亲很周到，母亲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他也是吃不下睡不好，忧心忡忡。
对于窦太后来说，皇位只不过是自己家里的产业，哪个儿子当都是一样的。大道理不想听也不喜欢听，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儿子们高高兴兴，满足儿子们的心愿，是最重要的。至于什么千秋万代，两眼一闭，懒得管那么多。
对于办案的臣子来说，为人臣，办人事，事情究竟如何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什么样的方式结束才符合多方利益，才是最重要的。
兄终弟及还是子承父业，或者是后来的秘密建储，实际上都是一种会失效的继承人规则。只不过是把冲突的双方或者多方，换了一波人而已，流血并不会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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