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为天下正

古人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在一个不断变幻的世界，拥有一个平静稳定的自我，尤其是，获得一颗平安自足的心灵，是非常珍贵的，但又实在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对于步入人生暮年的人们来说更是如此。

心理学家斯科尔伯格曾经指出，暮年人生的心境是由人生的完满和缺憾与否来决定的。换言之，完满的人生经历可以获得平安自足的心灵，而缺憾的人生经历总是在不经意间受到过去伤痛的袭击，从而使心灵难得平安。正因为如此，建设一颗平安自足的心灵，是一件人生大事。这也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平安自足的心灵，保证了我们能够在动荡的世界，拥有一份宁静，一份清醒，乃至一份幸福。从最消极的意义上讲，至少，可以使我们不会轻易迷失。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应付当下并走向未来。然而，我们能够克服伤痛，克服来自变动不居的世界对我们的挑战吗？我们能够从容地应对当下并迎接未来吗？

答案是很难！为什么呢？

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自我建设最为困难的时代。社会学家吉登斯说：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在于，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素质的改变。吉登斯的意思是清楚明白的，在现代社会，心灵的动荡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外部世界的范围大大扩展了，构成要素大大丰富了，运行机制高度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境下，外部世界对人的要求无疑是更高了。无怪乎，在现代社会，现代人承担着古人无法承担的焦虑、压抑、失望所带来的重压和折磨。

那么，对比之下，传统社会中的人们是否是生活得更为幸福呢？是的。确实如此。

在传统社会，社会结构是相对简单的、稳定的，生活的结构是同样简单的、稳定的，经济结构几乎没有大的变化，而人类的行动对其周围环境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从而，人类的心灵可以保持在一个简单的持续稳定的状态之中。外部世界对人的要求比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简单得多。传统社会中的人承担的比现代社会中的人承担的要少得多，人也简单得多，从而，人也幸福得多。这正是老子在《道德经》中传达出来的信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

这种看法其实不绝如缕。从启蒙运动开始，诸多思想家，如卢梭，就明确地指出，文明的进步就是道德的退步，文明越简单越稳固，文明越进步就使社会变得越脆弱。道理很简单，高级的、复杂的文明需要高级的、复杂的心智与之对应，高级的、复杂的文明系统对协调性的要求特别高，地球必须被看作是地球村，人类命运构成实质的命运共同体。然而文化差异、地理区隔、经济差异、发展程度，尤其是国家政治边界，使跨越边界的协调性要求难以实现。更大的威胁还来自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和集权主义，它们使这个世界的整合成为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当然，人的心灵被捆绑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不难发现，关键的问题是，心灵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同一性问题。

同一性问题的要害在于，人是这个世界的特殊的生灵。人是通过中介而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这个中介世界在一般的意义上我们称之为文明。我们生活在世界之中，但是，我们是通过文明而生活在世界之中。

吉登斯提出，现代性文明有一个反思性的属性，或者说，现代性有自反性。这个自反性使现代性得到有效支撑。这就是信任。比如说，我们信任医疗系统，因此，有病就到医疗系统去就医。我们信任法院，有冤就去诉讼。我们信任教育系统，启蒙益智就到教育系统去就学。我们信任经济系统，挣钱我们就去工厂上班。我们信任政F，公共服务我们就依赖它。我们依此为基础而展开我们的生活。

吉登斯的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像夫子的想法呢？其实，在相当程度上是完全一样的。例如，关于政治，夫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关于治国，他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关于社会生活，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恭敬于礼，远耻辱也。在财富和权力方面，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关于人生，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而有余力，则以学文。夫子还总结了人生之路：吾尝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大学》把夫子这一想法定型化了：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然而，它们也有一定的差别。正是这个差别会造就不同文明系统之中不同的个人命运。如果人毫无批判地进入文明之中，意识不到文明的脆弱性，那么信任就会崩溃。吉登斯告诉我们，现代性的反身性有一个自我批判。也就是说，现代性有一个机制：纠错功能和累进功能，从而保证人与世界之间能够保持动态的平衡。而儒家则没有提供这样一个机制。

正是自我批判机制的缺失，在文明体系面前，儒家对于儒家自身的意义在于，天下有道则见，天下无道则隐。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在儒家眼中，文明之中存在着道。而道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既然如此，在道隐的时代儒生退，道显的时代儒生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儒家多少有点机会主义色彩。即使不是，那么就是，儒家在其文明观中无法充分地承诺生命的价值。因为，在道隐的时代，生命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这是儒生退的理由。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却是可以追问的。因为，有专制强权的存在。儒家的退似乎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这确实是思考中国思想的秘密的一个重要方面。陈丹青的话不无道理，在一个浊世中生活，如果不同流合污，人是无法活下去的。其实，丹青先生的话陈寅恪先生也讲过：我们穷其一生，不过苟且二字。所谓风光，不过是苟且有方，行路坎坷，不过苟且无门。陈寅恪先生的“苟且”界定了丹青先生的“活”。当然，高下可判。这真是颇引人思之再三。

对于入世的儒家，其心曲不难理解。对于世俗生活的有效展开，儒家的思考也是符合思想家的基本思考的。这是它的思考的价值所在。

然而，却也有从心灵与世界关系的外部来思考的思想方向。清静为天下正，正是从外部来思考的一种特殊的思考。

清静，按道家的理解，是把人放在与世界一体的整体中展开的一种状态。也可以说，清静是使人自己进入无我的状态。“致虚极，守静笃”正是从有我向无我转变过程。结果是，世界就变成了纯粹的世界本身了。此时，我们是接受世界天命的我们。而这种状态正是被道托举着的状态了。世界不被我们所影响，世界按照世界自身展开。如此，我们看得清道了，我们也把自己交给道了。在此意义上，清静确实是天下之正。

放下自我才能赢得自我。显然，这是一条超越之路。因为，道家已经从心灵与世界的关系的二元状态之中超越出来，走向心灵与世界合一的状态。这个合一，不是二者的平衡，也不是康德意义的世界向人生成，而是人是世界的一个部分，人完全沉浸于世界之中的整体性，从而是世界自身的一元性。这不是人的失去吗？怎么是人的获得呢？实际上，这是古人所说的，“从浪大化中，不喜也不忧”的“道法自然”的状态。

获得这种清静状态，使人生获得了一种跳出自我的高度。而它的价值在于指导我们人生的具体展开，这是其实践意义。老子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达到这种清静状态，那么，我们的人生将会沿着——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的道路展开。慈能够让世界上的万物存在，俭能广，不敢为天下先，可让万物各尽其性。而这正是道允诺给我们人类的位置。

用现代政治学的语言来讲，老子的想法是，让万物有权利保障，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让万物共在，以构筑社会底线，天地相合，以降甘霖，不令而自均；让万物共生，各得其宜，不敢为天下先。相濡以沫，不如想忘于江湖。

放下自我，才能赢得自我。老子的想法确实是一种超越性的想法。这个想法可以去实践吗？这是个问题。不过，于我而言，确有一种宽慰老怀的意义。智虽远不及，但也似有所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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