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竟然因简化字而死

人是怪物，老了便是老怪物。我不知怎么地，忽然想起二大爷之死。

按家族辈数，我该如此称呼他；若论起房份，那就18杆子打不着了。不过本村本族，称呼上来不得半点含糊，二大爷就是二大爷。谁不严格按照辈份称呼，村人说：“驴大了值钱，人大了不值钱！”

我这位二大爷自幼上“黑学”。这黑学，不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也不是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创办的地下学校，而是被家乡人念转了音的“汉学”二字。汉学也叫私塾或家塾。总之是请一位秀才或乡间饱儒，教几个孩子念书。

二大爷在汉学里一蹲就是10年。汉学读《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论语》、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之外，对书法和珠算也极为重视。二大爷10年寒窗之后，科举制度突然废除了。一肚皮墨水无用处，骂天咒地之后，茶不思饭不想，一味蒙头睡觉。我后来推想：那时幸亏有了二大娘，若无她的缱绻，二大爷准得见他的上帝孔丘先生去。

二大爷仕途成泡影，二大娘的诰命夫人梦自然也随之泡汤。即便是夫妻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种功利思想。二大娘对二大爷渐渐地不尊重了。见他下学之后，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自己则家里地里操劳，一日三餐养活着他，这种不敬重又渐演为卑视。她与外人接触，但凡必须提到自己的丈夫时，一律“俺那废人”称之。物质地位决定着社会地位。我那二大爷在妻子面前，也自觉低矮三分，一肚皮诗云子曰、之乎者也，也鼓舞不起他争取平等的勇气。“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他家破天荒地翻了个个儿。

然而废人不废，二大爷有二大爷的“业务”。他除给人写“启”（一种男家给女家的结婚通知书）和地契之外，最大的业务有两项：一是上猪肉帐，二是写春联。

旧社会里的老百姓，养起一头肥猪不易，一旦养起，大多决定自己杀了卖肉，以便剩些下水，一家老少解一回馋，也不枉辛苦一场。当庄人买当庄人的猪肉，一般都是赊欠，这就必须请二大爷写下名单和斤两。二大爷上猪肉帐，读书人的架子不倒。必须有条桌、椅子、专人磨墨，决不肯凑合。如果事主家没有桌椅，可以到他家搬取。他只带文房四宝，不带这些东西。开笔之前，正襟危坐，双脚八字叉开，两臂斜刺里伸向天空，在半空里抖上几抖，以便从长衫的袖口中露出手腕。一律毛笔书写，一律蝇头宫楷。解放后兴起钢笔和铅笔，因不符合他的书写习惯，一概拒绝使用。两扇猪肉售完，日已中天，主人便用猪肝猪肺猪大肠招待，有时还有几杯水酒。二大爷理所当然，雄踞首位，满头大汗的杀猪者下首作陪。

春联民间叫对子，过春节家家张贴，因此家家必备。那时读书人少，能写春联的凤毛麟角。为防到时“排不上队”，一入腊月，人们便张罗此事。因此我那二大爷也随之忙碌起来——请他写春联的络绎不绝。不过请他写春联，也要花代价的。这代价不象现代书法家那样，一字索千金，而仅仅是几句好话。行行春蚓，字字秋蛇，风骨洒脱，姿肆磅礴，这些词儿庄稼人不会说，二大爷也不要求他们说，只说如下的话就行：“二先生的字，全县没盖的！”“过年不贴二先生写的对子，这年过得就没味儿！”有人连这话也不会说，说一句“二先生的墨真黑！”他同样兴高采烈，意气风发。二大爷写春联，也是那副架式：正襟危坐，双脚八字叉开，两条臂斜刺里伸向天空，在半空里抖上几抖，以便从长衫的袖口中露出手腕。二大娘听人们喊“二先生”，冷了11个月的脸，重又放出光华，跑前跑后接待邻里，并自动充当磨墨、扯纸的脚色。二大爷的伙食待遇也顿时改观，早饭前晚饭后，各加香油白糖鸡蛋茶一碗。二大爷也一改往日卑琐之态，对妻子沉下脸子，不断吆喝训斥，不是嫌墨浓了，就是嫌墨淡了，再不然就是嫌纸扯得不正。二大娘听了，顺顺从从，一一纠正。写春联是二大爷一年中最为辉煌的日子。数十年如一日，二大爷每年都辉煌一个月。

1956年，我考入张土城完小，住校学习。有一次回家拿干粮，父亲对我说：“你二大爷上吊死了。”我问死因，父亲说：“说是因为中国字的写法，跟过去不一样了，弄得你二大爷连自己的姓都不认识了，一气之下就上了吊。”我思忖片刻，恍然大悟：简化字，是国家公布的第一批简化字。

但我不解：怪事！这么一点小小的变革，竟把一辈子咬文嚼字的二大爷给气死了！繁体字你都学得会，简化字你就学不会吗？

使我更为不解的是：往事如烟，不知道事隔恁久，我怎么忽然想起这位老爷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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