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忆——工分

大集体时代，农村的劳动生产都是以生产队为基本单元统一组织实施的，农民（社员）参加劳动并得到相应的报酬，维持家人生活。那时，城里人挣的是数亿农民羡慕至极的工资，而农民记的却是朝不保夕的工分。“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大锅饭”时代，起早贪黑劳作了一天的农民，即便在出了满勤得了满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所获的工分会取得怎样的报酬，一切必须等到年终生产队里核算分配时方能知道辛苦了一整年的自己究竟是“赚了”还是“亏了”。那种痛苦、心酸和悲伤的滋味不知给多少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们一出生就赶上了“激情四射”的人民公社时代，农村以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为基本管理架构。一般每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队，大一点的村子也有可能被划成两个三个以上生产队的，像老家后王村就被以后王沟为界划成了南北两个生产队。在村里的十八周岁以上，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就可以被认定为劳动力，无特殊原因都必须参加生产队组织的集体劳动，并以工分的形式给予一定的劳动报酬。

所谓工分制，就是以个人的劳动能力为依据，根据性别、年龄为每一个劳动力（社员）确定的一个工分标准，并按出勤天数记录的工分数，到年底再根据每个人的工分总数进行分配的劳动制度。那时，正常的劳动力一天一般计十个工分（十分，俗称一个工），年老体弱或者未成年的则根据实际情况分别记八分五分的，“双抢”大忙临时参加劳动的中小学生也有记三分四分的。当然也有一些诸如罱河泥的、抽水灌溉的、耕田、检修农机器具等技术含量或辛苦程度相对较高的社员所得的工分要比干一般农活的社员高出许多。

记工分有点类似工厂的常日班、计件制，也分为常日工和计件工。常日工，也称为“大寨工”（大概是来自于当时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大寨），正常的就是早晨出工，傍晚收工，基本也不存在迟到早退，如果个人有事不上工，或时间不足一天，则根据具体情况扣除相应的分值，管理不严的“大寨工”实际也等于是大呼隆、大锅饭，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常日工实际也就是除了农忙和突击性农活以外正常的出工活动，乡下俗称“撞日头”。每天早饭以后七八点钟的样子，生产队长围着村子前后转上一圈，“㘗㘗㘗”边吹哨子，边喊着“开工咧，开工咧！”，听到号令的社员纷纷扛上钉耙锄头洋锹等农具来到社场的仓库门口集中，听候队长布置当天的劳动任务。然后，根据任务一队人马悠悠荡荡开赴田间地头开始一天的劳动生产。中午一般都是各回各家吃饭午休，下午一两点钟照例上工，干到傍晚时分，队长一声令下“收工！”一天的劳动就算结束。计件工，就是把某一项农活划成定额，按干多干少记工分。比如莳一亩秧多少，挑一船氨水多少，开一次夜工多少，看一次夜多少。

每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生产队里的记工员总会捧着记工簿出现在田间地头，数着人头对着名字，一个不漏地把每个人的工分一一记上，临结束时还要大声对着田里正在劳动的社员问一声：“还有嗲人（谁）朆（没有）记到？”见无人应答当天的工分就算记完了。“双抢”大忙时，早工夜工加班加点轮番干活，难以集中记工，记工员则会带着记工簿，从第二天早上开始就灵活机动地深入田间地头，社场仓库，不漏一天，不漏一人地把每个参加劳动社员的工分记录在册，偶有遗漏的也可以随时向记工员提出，经核实后及时记入。当年，生产队里的记工员虽不属队干部，但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担任的，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至少得认得了字、算得了数、记得了账，最关键的还要有公信力，做事公平公正。

每到月底生产队里都要由会计和记工员将当月全队社员出工的情况（主要是工分）进行月度汇总。一是结算出工天数。如果某个社员出工数少于队里社员的平均出工天数则要视情扣除少量根据出工情况分配的粮食。二是汇总工分。把每个社员逐日工分合计，并在生产队里开社员会议时面对面进行核对，如无疑义则正式记录在册，作为年终分配的重要依据。

自己第一次记上工分似乎是在刚上初中那年放忙假参加队里的劳动时。仲秋时节，三名参加开夜工的同龄人根据队长的安排，专门在脱粒机后干着捧稻拎草的辅助活。整个晚上干得特别起劲，队长看着也很高兴，虽劳动强度比不上大人，但态度很积极认真，三个人差不多也能派上两个大人的用场。于是，专门交代记工员给每人都记上5个工分。虽然并不知道那相当于大人报酬一半的工分究竟能值多少钱、几两米，但毕竟是平生第一次劳动所得。当大家看到，在工分簿新添的名单后面，那用新鲜墨水写下的0.5后，都是兴奋不已，每个人也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

那个年代里，工分既是一个人的劳动报酬，更是一个家庭赖以生存的基础，可它却不能像工人那样无论风雨月月都有工资进账，家家生活都有保障。一户农家的生活条件如何，说到底还要看这个家庭一年到头能挣多少工分，年底能分多少“红”。到了年底，生产队里就会按照社员大会通过的年终收益分配方案，汇总队里的各种收入，先减去当年开支，提留公益金、公积金，以及下一年度生产所需投资，余额才能与全队社员的总工分分摊，并计算出每个工分的价值（即每个工分值多少钱）。那些年头里生产队里一般情况下一个工也就值两角钱左右，最高也没有超过三角的，也就是说一个劳动力干了一天的农活，其收入不超过三角钱。

在算出分值的基础上将每个社员每月工分汇总到每家每户，然后分别计算出每户人家的全年毛收入，再减去这家人全年所分配的口粮、油料、柴草等支出。如果收成好，年底还能凭多余的工分得到相应的现金（分红）。如果抵扣相当，那就无红可分；抵扣不过来，则形成超支，超支部分记入各家的往来账，转入下年。一般情况下劳动力多的农户，因为工分多，就可以分到数量较多的现金，而人口多劳力又少的人家则可能超支的就多。

那年头“超支户”的日子是不太好过的，光生活拮据不说，有的还要被人另眼相看，特别是所谓“成分”不好的人家还有可能遭激进“贫下中农”的刁难，不是扣下他们的口粮，迫使他们交现金领取，就是让他们多干农活。因此，社员们为了不做“超支户”，无论男女老少都是拼命地干活，想方设法多挣工分，以维持全家人的基本生活。但在当时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下，农村都是按照先确保国家征购任务、再留足集体生产所需、最后考虑农民个人口粮的三步法安排粮食分配的。收成好的年份在交完公粮、满足集体留用之后，还能基本保障农民自身的温饱。若是收成不好，那对不起就只能难为农民自己的肚皮了。所以，那时的年终分配，农家的收入是极其有限的。劳动力多的人家最多能分个二百多块的现金已经是非常好了，大部分人家都只能维持个平衡，不赢也不亏。而“超支户”则亏得有多有少，多的几十元上百元，少的十几二十几元的都有。家庭收入也直接影响到男娶女嫁。当女方一听说男方家里弟兄好几个，而且还是个“超支户”，则会皱起眉头撅起嘴，心里肯定是一百个不愿意。记忆中我家一直是超支多于分红，每到春夏之交青黄不接的时候，去生产队、大队里借钱賖粮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个中滋味现在想来仍觉心酸苦涩。

用工分衡量劳动价值的年代里，生产队大呼隆大锅饭也严重影响了广大社员群众，特别是一些重活、脏活和技术性较强的活干得比较多的社员的积极性。时间一长，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的现象普通存在，一天干到晚只见人出工难见活落地，既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更影响了农民的生活质量。

让历史告诉未来。农业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解放和激发了生产力，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工分岁月早已远去，唯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众人共襄更加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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